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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汉克董仲舒儒家思想研究专家咨询会发言提纲-衡水儒学论坛

admin 全部文章 2020-01-14 7

董仲舒儒家思想研究专家咨询会发言提纲-衡水儒学论坛

发 言 提 纲
田卫冰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衡水地域文化爱好者对周教授、余教授两位大师级教授莅临衡水指导董子研究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董子研究,其实早在地域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前就有很多地方历史文化爱好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呢,由于受种种因素所限,研究工作进展不大,能够拿的出手的研究成果不多,甚至说是没有,这与市委市政府对董子文化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极不匹配。我本人呢,因为才疏学浅,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也没有深入研究,也就近一年来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几次活动后,对这一领域有了粗浅的了解,编写了《信都太后冯媛》《衡水教育文化传承史略》《明清时期衡水地区进士表解》等关于儒学发展文章,编辑了《董子名言名句》《历代以来对董仲舒评价》等原始材料搜集整理的基础性工作。现在结合有关心得,不揣浅陋,对董子研究说几点自己理解或建议,不当之处,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一、 结合舆地学研究儒学早期在衡水地区的发展与董子文化
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所引诸书今多已散佚,其中引用卢植的《冀州风土记》中说:“黄帝以前未可备闻。唐虞以来,冀州乃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张彦贞《冀州风土记》中说:“前有唐虞之化,后有孔圣之风。”当然卢植时代的冀州和乐史时代的冀州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有一点值得说明,衡水地区是儒学发展早期的一个重要地域,这个呢,从一些地方文献都有所体现。
唐代乔潭撰写《饶阳县令厅壁记》有“自齐桓匡合,制我饶阳,历战国以还,遂美其城邑。西迩全赵,东拒河间,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有吕尚之遗风乎?”云云,至今饶阳合方等地名来源于此。
清康熙三十三年版《武邑县志》卷一的八景中记载:“义姑高台,在县东北五十里,即鲁义姑抱侄携男处”。 义姑高台遗址建国后,庙宇改为学校,文革期间,庙宇、牌坊、石桥等被一并拆除。明武邑知县陈璧题义姑台诗一首:
抱侄携儿人去矣,遗台高插青云里。当时义气出天真,动感齐师霸功止。台上于今瑞草生,闲来登眺不胜情。世间多少衣冠客,谁似佳姬有令名。
地方县志上把这个鲁国义姑“抱侄舍儿”的事件定在“公元前659年,鲁闵公遇刺被害”,齐桓公派上卿高傒率甲士三千去鲁国见机行事,并嘱之“可扶扶之,可并并之”等语云云,但是我查遍了春秋三传,都没有齐国军队到鲁国北部边境的只字记载,由于春秋微言大义,也不能据此认为此事必无。
清代阎若璩《四书释地》称“《史记》加‘南’于武城上者,别于鲁北有东武城也”, 东武城故地在今故城县西半屯镇附近,也是清河崔氏的发源地。
再有一个关于中山国宁葭关的文献记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宁葭,在州(深州)东南,故赵邑”。吴汝纶编纂《深州风土记》古迹篇引用了这句话:宁葭故城,在今深东南。《深州风土记》历代疆域篇记载:深在春秋,鲜于地也。史记赵武灵王二十年略中山地,至宁葭。顾祖禹谓宁葭故城在今深州东南。战国中山,即春秋鲜于地。如顾(祖禹)斯言,战国之初深(深州)属中山矣。呼沱(滹沱河)在深州界中。深(深州)属中山,呼沱亦在中山。故赵欣培,战国策云:赵攻中山以擅呼沱也,而也称“我先王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则漳滏以北赵不能有。中山已灭,燕赵以呼沱为界,是后深始属赵。深(深州)在战国属赵不能详考。
当前学术界多持宁葭在河北获鹿北的说法,从吴汝纶的考证来看,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另外我从《水经注》发现“长芦水,盖变引葭之名也”,也就是说长芦水原名引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山国宁葭关故址为什么应该在今天深州市大吕邑村一带了,长芦水原本就流经于此。也就是说中山国与鲁国的北部接壤的方位在今天深州市东南。
以上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一下衡水地区东部故城、景县、阜城、武邑、枣强几个县在春秋时期的某一阶段有着鲁国的大量城邑聚落,所以到宋代仍有“圣贤之泉薮”“后有孔圣之风”等说法。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董仲舒学术思想能从衡水产生,将孔子开创的儒学上升到国家统治思想的层面,儒学从衡水走出,以致发扬光大是有一定历史原因和基础的。
二、 “表章六经”后经学传播对衡水高门望族形成的影响
自从董仲舒对册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来,就有了“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说法,六朝时期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形成了门阀制度,到唐代五姓七家(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中两大望姓,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都出在衡水地区,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经学起家。
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崔瑗身陷囹圄,在提讯时顺便还向主审官请教礼学。以至《后汉书》说:“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
衡水地区其他望族如渤海高氏、渤海封氏、长乐冯氏,也都是以传经起家。
渤海高氏的远祖之一高柴,是孔子弟子,字子羔,又称子皋、子高、季高、季臯、季子臯,在鲁、卫两国先后四次为官,历任鲁国费宰、郕宰、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是孔门弟子中从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北齐太祖献武皇帝高欢的祖父高谧,在北魏献文帝出任秘书郎,“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 渤海高氏十四世孙高允,“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
渤海封氏中的封轨朴实稳重,勤奋好学,博通经传,连大儒孙惠蔚都说:“封生之于经义,非但章句可奇,其标明纲格,统括大归,吾所弗如者多矣。”
长乐冯氏始祖冯参之父冯奉世,三十多岁开始学习《春秋》,习练兵法,威振西域。冯参长兄冯野王精通《诗经》,次兄冯逡精通《周易》,再次兄冯立精通《春秋》。冯参本人学通《尚书》,“为人矜严,好修容仪,进退恂恂,甚可观也。”
三、每个儒学发展历史的重大转型节点几乎都有衡水人的身影。
在董仲舒之前儒学只是作为诸子百家中一支,算不上诸夏文化的主脉。
自董仲舒将儒学由学术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之后,两汉以来太学兴盛。魏晋南北朝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官学衰微,经学传播不出郡国,衡水地区经学大师迭出,以至隋唐,始终处北方文化传播中心。著名的经学大师如高允、熊安生、刘献之、孙惠蔚、刘轨思、刘智海、刘昼、刘焯、盖文达等人,他们大多能够专治一经的同时,学通五经。
唐初大儒衡水孔贤庄人孔颖达,奉太宗皇帝诏主持修纂的《五经正义》,解决了六朝以来的经学南北之争。南学大体上继承魏晋学风,重文辞,不重经术,学风比较虚浮;北学则继承东汉学风,拒斥老庄之玄虚,而崇尚儒道,学风比较朴实。学派不同,学风相异,致使诸经注讲多门,章句繁杂,南北经学之不同对科举取士上形成了诸多不便。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使经义诠释定于一统,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全国统一教材讲义。
隋唐时期虽然废选举改科举,但极不成熟。直到宋代理学体系的创立,才为明清科举鼎盛奠定了理论基础。说到理学,就不能不说流寓衡水,“生于冀方,长于冀方”的理学五子的邵雍。他编制的宇宙年谱,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衡水的儒学传承在科举时代大放异彩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这一阶段衡水地区通过科举殿试,涌现出大量名臣廉吏。明代90科进士中式122名,清代112科进士中式119名,各州县进士中式分布情况详见下表:
明代
清代
明代
清代
明代
清代
景州
20
24
冀州直隶州
11
9
深州直隶州
15
12
故城县
18
14
枣强县
8
20
武强县
6
11
阜城县
14
4
衡水县
4
6
安平县
11
8
武邑县
8
5
饶阳县
7
6
清代直隶中式进士2483名,除去顺天府、天津府将近一半左右,衡水地区各州县按人口比例中式进士人数很高,与董子相关的故城、景州、枣强又在衡水地区高于其他州县。这243名进士当中以经学传道著称的有故城孙绪、衡水杨宜、枣强郑端、故城秘丕笈、武强刘自洁、枣强步毓岩步际逵父子、武邑杨书香、武强贺涛等人。
郑端(1639-1692),字司直,枣强县人。清初名臣,顺治十六年己亥加科三甲一百四十二名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著有《政学录》《日知堂文集》《朱子学归》《孙子汇徵》。刘谦(1649年—1733年),字益侯,号思庵,武强县刘南召什村人。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三甲十九名进士,著有《四书朱传纲目》《周礼瀹义》《廉平堂文集》。刘自洁,刘谦之子,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二甲二名进士,著有《周礼质疑》《阴符经注》《汉书集粹》《定性斋诗文集》。贺涛(1849-1912)字松坡,光绪十二年己丑恩科二甲五十七名进士,主讲冀州信都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数十年,著有《武强贺先生文集》。
五、继承董子“改制”思想,衡水是新式教育的发轫之地
上边提到的《深州风土记》编纂者桐城宗师吴汝纶,他在深冀二州主政十年,对衡水来说最大的功绩是为两州兴建学院,延聘范当世、王树枏等名师主讲,培养了武强贺涛、安平阎志廉、饶阳常堉璋、深州武锡钰、南宫李刚己、冀州赵衡等五十多名大师级弟子。吴汝纶离任冀州,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强调培养人才是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放眼世界,极力倡导“西学”,西国名士、日本儒者,谒见吴汝纶于莲池书院后,无不欣然推服,赞为“东方第一人”,“方今东方儒林最有开化之思想者”。一时南学北移,天下才俊齐集直隶,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天演论》译者严复、翻译家林纾等人奔走门下,开创了“莲池文宗”。吴汝纶的弟子贺涛主讲冀州信都书院、李谐韺主讲翘材书院、赵衡主讲深州文瑞书院、贺嘉枏主持衡水桃城书院、阎志廉主讲南宫书院、葛静轩主讲故城历亭书院,他们都贯彻吴汝纶“兼综中西”教学精神,在书院开设算学、法文、英文等课程,衡水地区开启新学为直隶之首,更是全国之冠,是新式教育的发轫之地,他们是借鉴先进教育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践行者,他们继承了董仲舒的“改制”思想,“事虽小,功必大”,为衡水地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为今天傲视华夏的衡水基础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程朱理学与董仲舒学术思想的关系,我原来理解理学来源子思一系,推崇孟子,董仲舒反对孟子性善说,理学家会对董子有很多反面评价,通过整理《历代以来对董仲舒评价》材料发现,恰恰相反,不是那么回事。
康熙“第一帝师”熊赐履著的《学统》卷十六《翼统·董广川先生》中程子(程颐)说:董子言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度越诸子远矣。朱子(朱熹)说的十四条中都是褒扬之至的话,如“董仲舒资质纯良”,“ 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说仁义礼乐皆其具,此等说话皆好”,“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董子三策,说得煞亲切”,“汉四百年,识正学者,董子”等等。熊赐履言董仲舒,必以醇称,受其影响,康熙四十二年,景州知州周钺于古北口行在献诗,恭请御书,康熙皇帝亲题“阐道醇儒”颁给董子祠。
在两位大师级教授面前放胆来谈董子文化对衡水地域的影响,确实有点班门弄斧,不自量力的味道,死神汉克夸夸其谈了这么半天,耽误了大家这么长的宝贵时间,实在抱歉,谢谢大家!